这些问题在脑中盘亘，而时间一分分过去，从教堂里走出来的人越来越少。也许嫌疑人早已混在当中逃掉了，或是在教堂内找到妥善的隐蔽点。我又派一个人直接向最近的警署报案，留在现场的总共八个人。
这时，几个头戴毡帽、身穿脏兮兮的翻毛领大衣的人走了出来。他们的打扮和利奥波德城随处可见的犹太人没有两样，但是肤色太白了，而且虽然穿着破旧的皮鞋，步态却是典型的上流式的轻巧。
他们不是这一区的犹太贫民，而是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
为何能进出犹太教堂？
他们是敌特！
这些想法并非井然有序地出现在脑海，我先一步下达命令。军人们端着75口径的步枪[1]围了过去，假犹太人立刻试图混入人群，但已经被包围。他们就往教堂里跑，混乱中和几个拉比撞在一起，几个木匣子掉落在中间，里头的纸张散落一地。
“举起手来！”“立刻投降！”“缴枪不杀！”
各种口令从我们嘴里冒出来，宣泄着我们的生涩和慌张，而最年迈的拉比大声喊，“抓住他们，我不是他们这一伙的！”
情势不由人细想，我们跨进大门，这时才看见地上的文件有着“国际刑警协会”的抬头。假犹太人拔出枪向我们射击，他们的身份彻底暴露了。有一个人架上了老拉比，威胁我们退出去，但我们来不及停下，那个人就骂了句“该死的犹太猪”，把他崩了脑袋，事态严重了。
这些人八成是西方间谍，但是蹩脚而缺乏胆略。我们呢，初次真刀真枪地与敌人对抗，对方还不是正规军。拉比们钻在桌子底下，一边祷告一边哀声说一切与他们无关。假犹太人调转枪口朝我们射击，子弹擦着肩膀飞过。
我条件反射地开了枪，同时命令还击。
枪声在教堂内交织，子弹穿过木质桌椅把石柱打出弹坑，有人应声而倒，其他人很快束手就擒。一共五个嫌疑人，并不流畅的德语，没有明显的东欧口音。真难相信英国人也这样莽撞又残忍，我原以为他们会是契卡。
缴获了木匣子和其中的文件。那是国际刑警协会的机密，我猜测在德奥合并前有过更严重的反动活动，只是大都被剿灭。这就解释了为何合并当天希姆莱就撤换了协会主席，改由奥地利国社党人出任。
反对者已经彻底失败，只能运走这些机密以图流亡。他们在多瑙城无处落脚，就来到犹太区，利诱这座教堂的拉比把它作为中转站。拉比可能答应过他们，但这时我们巡逻到这里，拉比又害怕了。他把他们赶出去。这些穷寇便引发了刚才的混战。
侦察排的其他分队在听到枪声后赶到，只赶上清理现场。之前的混战中几个躲在桌子下的拉比试图逃出去，子弹误伤了他们。我们不知道桌下还有小学生，很奇怪他们没有叫喊，后来才发现有的已经惊吓得晕厥了。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则更不幸，已经死亡，使之致命的是75口径的步枪。
1946年9月1日
[1] 步兵团的标配是90口径，98k步枪，但是并未全部到位，我所在的侦察排仍然使用75口径的步枪。
☆、帝国安全
【正文】
那天的行动截获了国际刑警协会的一批行将运往英国的机密文件，也让我关了禁闭。在德奥合并的和平背景下，维也纳市区竟然发生了枪战，迪特里希的第一反应是对警卫旗进行约束，这是军队长官理应有的做法。
但是第一次遭受责罚的滋味仍然不太好受。如果我少年时做过一些出格的事，是否就不会为这种例行的惩戒抬不起头？黑洞洞的狭小空间强调着罪责，而血脉贲张的战斗和触目惊心的流血却让我极度亢奋，无法思考。
对于尚未确认的破坏活动，是否采取防范性干预？
当箭在弦上，军人应该遵循服从的天职，还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后果由谁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