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宋一朝实施重文轻武的政策，使得众多受过教育的、才能相对优异的人才通过科举选士进入官僚体系，并且排斥军人集体；军人集体也无法良好地对军队进行指挥，在进行小规模作战时尚且能够很好地应对，但在大规模会战中往往不免陷入困难，这一点在宋代历次的大小战役中有着比较明显的体现。
军队是一个国家的柱石，为了维持一支稳定的队伍也只能另想办法。而最简单的好处自然就是高薪厚赏了，宋廷打压武人地位，给普通大头兵的薪俸很低，但给武将俸禄却十分大方，基本上稍微有品级的武将工资标准都是百人敌，其一人顶得上上百个小兵的工资。
元丰改制后同样是从五品的官衔，文官的中奉大夫月料钱是四十五贯，而武将的防御使是二百贯。此外当观察使还能参与边境上的回易，这笔公款主将可以自由支配，充作招待费，安排个把亲戚吃闲饭，或者报销些白条，皇帝也不认为是贪污行为。
因而低级文官的工资只算是中产，家中还有众多亲戚要照固，在经济形势紧张的前提下，有些文官还是愿意的转职为武官。但在宋朝士人的眼中这是一股浊流，被整个阶层不齿，或是走投无路的的士子们晋身的一个不得已的门路而已。
仁宗朝，西夏战事爆发，范仲淹受命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与韩琦一同处置西北军务，因为谋略卓绝，被党项人称为“大范老子”，西北地区以堡寨为基础所构建的弹性防御体系最初也是由范仲淹所提出的，通过砸钱差点把西夏李氏父子给逼死。
范仲淹当户部郎中时月料钱是三十五贯，被仁宗强行转为武职观察使，而这个职务和枢密使一样原本就是唐朝顶级太监的职务，其的月料钱就猛然上涨为二百贯，和宰相相当。此外他在西北边境每年都有两万贯的“回易”钱。但是他依然坚决推辞掉了，不肯转职为武职，所以高薪对于注重名声的士人的吸引了还是有限的，况且文官捞钱的手段也不少。
其次就是升迁，尽管宋朝文官升迁从时间到程序都远强于武官，但在战时武官可以进入隔级升迁的快车道，不少熟读兵书的文官在事业无望时，就希望转职为武官赌一把。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种氏家族，种氏家族本来是文官世家，到了种世衡这一代就投身军旅，靠着党项人的人头，转职为著名将领。
种世衡的儿子种诂、种诊、种谔原本就有殿中丞、国子博士等文职，吕公弼等人也看出了种家的砍人遗传天赋，纷纷推荐他们进入军界。种家兄弟也证明了自己不愧是杀人的“种”，在西北建立种家将的辉煌。咱们熟知的水浒中，鲁智深和王进等好汉们推崇的老种经略相公、小种经略相公原先也是文官出身，先干文官后当将领快速升迁成门风。当然了为了保险期间，很多文官转武职时还是保留了文官身份，只要武官差遣。
世界是多样化的，在宋朝文官中也有爱转职的另类好汉。赵匡胤就最喜欢善于动手的文官，他就干过殿试上让进士摔跤抢状元的事，还让状元们学习如何平定地方，希望文官们拿一分工钱“打两份工”，以实现最佳的性价比。
赵光义对他哥哥留下的武将都不放心，最信任自己的亲戚和府邸旧人。在赵光义统治时期，武将们很郁闷，但文官们谁要是转职为武将也很容易，有大佬们推荐就行。这让不少有武人习气的文官就钻了空子。王嗣宗是赵匡胤选中的状元，却也有武将的脾气和功夫，他经常和同僚大骂甚至大打出手。
在赵光义时期，他就很喜欢参合军事事务，宋真宗上台后，他干脆就转职为耀州观察使。王状元转职后果然一帆风顺，不光多拿了工资，还因此升迁为枢密副使和节度使，但还是被当时的宰相寇老西欺负过，最后以太尉身份退休终老。
尽管宋朝出了不少如狄青、岳飞和孟珙等这样的儒将，但是他们并非士人出身，或是行伍，或是将门，凭借自己的能力一步步成长起来，他们的成名也可以说是特殊历史时期造就的。如此必然在政治上受到歧视，遭到皇帝的猜忌，文臣们的打压和钳制，并没有能够扭转武人地位低下的局面。
赵昺接手的就是这么个烂摊子，他为改变军队这种状态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比如在军中开设夜校，教授士兵识字、读书，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同时又恢复武学，专门开设文化和计算课程，以培养后备军事人才。且在招募士兵的时候识字的优先招录，将作为基层军官的培养对象。
另一方面，赵昺还对从军的士子予以特殊待遇，优秀者可直接送入武学学习，授予官职。但是这些工作开展的十分艰难，他甚至将主意打在科举落选的士子身上，不过召进的多是衣食无着，再次科举无望的人，而更多的落选士子宁可选择寄宿寺庙苦读也不能从戎。
所以现在的军官培养更多的还是自我培养，挑选出表现优秀的士兵进入初级班边学文化，边学习军事，然后再经过选拔进入中级班。这样的培养模式无可避免的导致培养周期的延长，而初中级军官又是军队的中坚和骨干，需求最大，且在战斗中损失也是最大的，却又难以批量补充进军队，成为赵昺十分头疼的事情。
赵昺在实施军政分开的时候，强硬的以武人为兵部尚书，却又以文官担任军中虞侯掌管政令。除了有意提高武人在军中的地位外，也有着他